过了一会，先生说：你今天有点怪，挺想要的。
我说：人家出差这么多天，你就不想啊？
他说：想啊。当然想你啊。

又过了一会儿，他起身下床，说：你先睡吧，我这么早睡不着。我再看会儿书。
我说：没事，你去吧。
其实，我也睡不着，莫名其妙地伤感。
我先生姓李，是我大学时的老师。那时的他，风华正茂，风度翩翩，他是我们班的辅导员，给我们上哲学课。康德、黑格尔、尼采、老子、庄子，他口若悬河，如数家珍，经常让我们听得如痴如醉。他上课从不点名，但每节课都爆满，到考试时也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，大家写写论文即可过关。他在学生中很有人缘。我们这些学生经常找机会去他家，有时还在他家蹭饭吃。
但是，他妻子跟他的关系并不和谐。据我们多方打探得知，他妻子是他的大学同学，两人原来也是夫唱妇随，琴瑟和谐，但后来他妻子耐不住大学校园的清贫，一心要去闯荡大千世界，去做“万元户”(这是那个时代富翁的通称)。几经斗争，李老师在校园里坚守他的哲学，师母则去了海南。
我们这些喜爱李老师的同学对此很是义愤填膺。我最后“舍身而出”，“牺牲”自己的色相，填补了李老师床头的空白。1992年，我拿到大学毕业证后，就与李老师举行了婚礼，此事在同学中传为佳话。我成了新一任师母。李老师大我8岁，那一年他30而立，我是22岁的大姑娘。